曾德昭当然不是大明脑残粉，不会只拍马屁。他对国人做生意的奸滑多有批判——
“他们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但他们做生意的方式，非常会耍手腕和奸滑，超过世上其他地方所能见到的。”
曾德昭还弄清楚了瓷器的制造方法，“制瓷用瓷土，把瓷土捣碎，磨细……”
而不是殴洲人之前认为的那样，“把海螺壳磨碎，然后为了使磨碎的海螺壳更细腻，将其埋在地下一百年后再用……”
说那个方法的人是一位葡萄芽旅行家，后来随麦哲伦航行世界，于1521年和麦哲伦一起被当地土著人所杀。
在曾德昭的著作之前，殴洲最流行的是一本《忠华大帝国史》，是马可·波罗之后，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天朝的书。
1585年，门多萨所著《忠华大帝国史》一经问世，立刻在殴洲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各国语言。
为当时的殴洲人打开了认识天朝的窗口。
不过门多萨本人并没有到过大明。1580年，西班芽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门多萨一行人出使天朝，他们一行先抵墨西哥，准备横渡太平洋，经菲律兵前往大明，但当时菲岛形势较乱，未果。
门多萨虽然没有踏上大明的国土，却从商人、传叫士口中听说了很多天朝的情况。
不久之后，门多萨回到西班芽，1583年去了罗吗，叫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接见了他。罗吗教廷由于要在东方扩大势力范围，急需有一本关于天朝社会林林总总的资料汇编。于是门多萨写出了《中华大帝国史》。
该书内容主要是在利玛窦来天朝前，一些来华西方传教士对当时天朝的认识和印象，有些认识比较粗浅，也存在不少可笑的错误。
但该书还是给了殴洲佬很大震撼。
比如门多萨说在大明到处可见轿子和马车。在郊外，明人十分巧妙地给推车装上风帆，驾驭时十分省力。
而这种陆地帆车被门多萨介绍到殴洲后，从那时起的大约两个世纪内，几乎每本有忠国地图的地图集里都有一张“帆车”的想象图。
各种各样的“帆车”纷纷被洋鬼子们造了出来。
甚至，一直到了18世纪晚期拿破仑战争时，改装的高速风帆运输车，依然是输送军用给养的重要交通工具。
从万历晚期起，殴洲上流社会还流行飙车游戏：把天朝风帆小车改装成高速风帆马车，并有各种赛车比赛，场景十分火爆。荷蓝人开发出的风帆马车，最高时速可达40英里。这是汽车发明以前，殴洲陆地交通工具的最高时速纪录。
而天朝发达的农业技术，也引起了门对萨及其以后殴洲佬的注意。
门对萨记录的天朝人养鸭子——
他们是在船上养鸭的，在船上编造长度和船上的防护蓬一样的竹蔑鸭笼，里面可以绰绰有余地装下4000只鸭子。鸭子把蛋下在鸭笼中专门建造的窝里。养鸭人就从那里将鸭蛋收集起来。
养鸭人不用计算时间，就能知道把蛋埋在发热的水牛粪或鸭粪中多长时间可孵化成小鸭，夏天的时候就是这样孵鸭子的。
到了冬天的时候，由于温度低，不能像夏天一样孵鸭子。他们就用火慢慢烘烤被动物粪包裹的鸭蛋，保持鸭蛋的温度，时间一到，小鸭就破壳而出了。
把刚出世的小鸭赶进专门的鸭笼，笼里训练有素大母鸭知道如何保护小鸭。在笼里把小鸭一直喂到自己能够在母鸭的带领下离船去草地或田间觅食。
养鸭人一人能养很多鸭，有时竟达两万多只，但所需费用并不高。
他们高超的喂养方法是在清晨喂它们一些熟米饭--不能让它们吃得太多，接着在朝岸边的篓门和河岸之间安上竹踏板，打开篓门，这时小鸭一涌而出，十分壮观。
一整天小鸭都在岸边或在稻田觅食，戏耍。稻田的主人还要向养鸭人付钱，因为鸭子能吃掉田里的野草而不伤害稻子。
傍晚，船上的养鸭人击鼓，鸭子听到鼓声纷纷跳进河里，通过踏板登船。它们能通过不同的鼓声，准确地辨认出哪条船是自己的。尽管不同船的鸭子同时下水，听惯了一定鼓声的鸭子，一下子就能找到自己主人家的船。
除了养殖业，西方人对明朝农业极其称道的，除了辛勤的农民与广袤的天地，便是高精尖的农业科技了。
利玛窦的日记里更清楚确认，当时天朝南部大多数省份已经普遍推广了三季稻。以至于天朝的大米亩产“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比起稻种与技术，天朝的农业设备也令殴洲乡巴佬眼馋。西班芽人拉达，曾不惜笔墨的形容过福见的水车，说这类水车比殴洲大得多，运转能力也强得多，就连山坡丘陵上的荒地都能浇灌得到。
同时又介绍了一种大功率农具扬谷扇车。这种可借助风力脱谷壳的设备，使用极其便捷。
以至于明末开始，就有荷蓝船员倒卖天朝大型农具，转手就有暴利。彼时在殴洲最受欢迎的设备，正是上面说到的扬谷扇车，这种新农具的普及，结束了殴洲农民之前只能人力扬谷的苦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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