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储的事情是自此定下来了，但对于陈冲来说，要忙的事情还是太多了。
首先是在行政上的阻力。在皇帝不能全力支持的情况下，陈冲在尚书台内受到极多的掣肘，不再有当年一言九鼎的威力。原本构思成熟的政策，在第一次没有通过的情况下，后面几次议论都被拿到外朝上，除了平白引起一些风波外，果然也没有说定。
其次才是战败本身的余波。前线无法总结出建业之战具体的伤亡，但朝廷却必须做出相应的安置。阵亡将士的抚恤如何进行？前线的伤员溃兵如何重整？损失的马匹兵甲如何弥补？这些问题都化作案牍，堆在了尚书台的桌案上。而与此同时，尚书台也必须应对春耕、迁民、漕运、察举、考功等事务，即使陈冲将迫在眉睫的事情单列出来，其余事务一律延后，台中官员也难免为此焦头烂额。
而在朝中议事缓慢的情况下，前线的战事却愈发激烈。此时有四万吴军正在步骘的率领下猛攻合肥，而诸葛亮才刚刚抵达寿春，重新着手布防。淮南此时虽有杜畿两万人坚守，但因为缺少船只和马匹，汉军战意极为沮丧。而更要命的是，淮南出现了春荒，导致盗贼蜂起，四处有乱民流窜，可以说局势大坏。诸葛亮向陈冲上书说，他打算先向青州借粮，同时招抚山贼，等局势安稳下来以后，再可以考虑战况。襄阳那边的形势也不好，周瑜带江陵水师返回荆州后，李恢等人自知不敌，率巴蜀水师返回白帝城。而司马懿原本攻下了当阳、枝江、夷道等地，但在没有水师的情况下，也不敢与周瑜野战，只能收缩兵力，返回宜城一带。此时他上报计划，说汉南不足固守，不如尽迁汉南百姓，而后坚壁清野，只用士家守中卢、襄阳二城。
诸葛亮和司马懿皆是当世雄杰，在军事上独具慧眼。陈冲赞成两人的意见，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却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诸葛亮是陈冲弟子，为人淡泊名利，处事又公正无私，自然得到了陈冲无条件的支持。但对于司马懿，陈冲却呈现出一种纠结的态度：司马懿固然是命世之才，多智果敢，但他性情残忍，又城府极深，一旦按他所说迁民固守，整个襄阳都将受其掌握。对于这种局面，陈冲并不能安心，所以必须做一些后手打算。
这一日，陈冲又到宫中探看天子。在宫中休养了一阵后，天子的精神略微好了些，但身体还是很差。陈冲再见他时，他依旧很瘦，且皮肤出现了明显的黄斑，下腹部还生出了肿块。这导致他只能侧卧着，即使坐起也觉得右肋隐痛。宫中的御医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陛下得的恐怕不止是心病，还可能是在南征途中，染上了其他的一些疫症。因为尚未查清病因，想要根治更是无从说起，这导致天子迟迟不能重新视事。
但对于重要决策，陈冲还是都与天子讨论，此次事关军国大计，则更是如此。坐定之后，陈冲先对刘燮介绍具体的形势：“陛下，如今战事四起，但最重要的还是汉南一带，此地是南阳门户，一旦丧失，吴贼十日可至京畿，故而不可不慎。而司马仲达前日传信说，周瑜拥众八万，主力已抵达竟陵，前锋更是进入绿林。而南府尚剩军力三万，仅能守城，恐无暇应对民事，他便打算坚壁清野，尽迁民众，固守襄阳……”
陈冲说得很慢，但刘燮却是个急性子，他从中听出陈冲另有打算，就干脆问说：“叔父若有意见或者忧虑，可以直言。”
但陈冲并没有因此被打断节奏，仍然说道：“从军事上考虑，司马仲达所言不虚，既然没有水师，我军也只能任由吴贼往来，若不迁民，百姓反倒为吴贼所掠。可一旦迁民后，汉南诸城便为吴人所遮蔽，半年内难以得援。如此绝境，非得用忠贞坚忍之将才可，我今日来见陛下，就是想要商讨此事。”
刘燮虽然身体不适，但意识依旧很敏锐，他听出来陈冲未能说出的深意：陈冲以为司马懿不可靠，想要临阵换将。这使得他回护说：“叔父还是不喜仲达啊！仲达是我的好友，他虽然做事不仁，但为人还算义气。说不上是贤臣，但说得上是干臣。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臣子？文直（周不疑）忠且仁，也不免奢侈，士元仁且义，却无百里之才。群臣之中，论武略胆识，仲达就是镇守襄阳最合适的人选。”
当然，刘燮也知道自己话说得有些满了，又把话题往回拉了拉，轻声道：“何况还有含贞在襄阳看着，一旦真出了什么事，自有他照看，叔父不必多疑。”
说罢，他艰难起身，督促身边的尚书郎定下回复诏令：同意司马懿的安排，且以司马懿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以陈璋为襄阳太守兼偏将军，为司马懿之副。大体来看，这算是一个合理的处理，赐司马懿节钺，是显示皇恩厚重，而提拔陈璋为偏将军，一来分司马懿之权，以示敲打，二来也能安抚陈冲，表示尊重丞相的意见。
陈冲确实不能再说什么，但心中还是有极深的忧虑：从才能来看，陈璋远远逊色于司马懿，恐怕并不能起到监督分权的作用，而从年龄上来看，陈璋被提拔得太快，在军中难以服众，恐怕还免不了遭受诽谤，说是受到了自己的余荫。但是看刘燮的态度，自己再多说也没什么用，也只能从别的方面去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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