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御史大夫（属衙），刘胜寄予很高的期待和期望。
盖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贿赂官员几乎成为社会常态，整个社会都认为贿赂是正常的事，且应该存在的事的社会背景下，一个监察机构的存在，总是会让人更安心些。
如今汉室的贿赂之风，究竟有多严重？
——郡县地方官员入朝觐见，几乎都是本能的要去打点宫里宫外的关系，哪怕自己什么错都没犯，此次入京也只是一次稀松平常的述职。
皇帝、太后派宫人外出办事，但凡牵扯上和宫外的人沟通交流之类，那也是默认要得到那个宫外人的‘赏赐’的。
可以说，汉家上到朝堂之上的公卿百官、功侯贵戚，下到天子身边的郎官寺人，乃至于这些官员的门房、下人——在这个时代，就好像没有谁是不贪的、是不收受贿赂的。
想想先帝之时，丞相申屠嘉最为人所敬佩的一点是什么？
清廉。
两袖清风，铁面无私。
明明只是每一个官员都应该做到的事，却成为了申屠嘉名扬天下的‘独特’素养，这个时代的行贿受贿之风有多浓烈，也就是可见一斑得了。
其实，当赵禹先前提到‘考举出身的官员，在半年内就已经有六成免官下狱’的时候，刘胜本能的就想问上一句：那那些不是考举出身的官员呢？
汉家的官员，有几个能在当上官半年之后，仍旧保持‘处子之身’，仍旧保证自己没有被糖衣炮弹所侵蚀？
当然有。
只是这样的人，都和申屠嘉一样——单凭着一个‘这个人做了官，居然不收受贿赂’的名声，就成为了官员群体中的异类。
运气好点，不受贿会成为这个官员的立身之本，成为这个官员受人敬仰的主要原因；
运气差些，则会让这个官员不被整个群体所接受，成为这个官员‘不合群’‘不懂事’的主要缘由。
所以，刘胜真正想要说的是：确实，第一次考举出来的官员，至今已经有六成落马，且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行贿受贿。
但这并不意味着考举所选拔出来的，是一批汉家‘未曾有过’的贪婪之辈。
行贿之风，是整个汉家的社会风气问题。
这些凭借考举出人头地的年轻人，不过是在融入这个大背景、大环境的过程中，没能学到其他前辈们的全部经验。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这些愣头青只顾着捞，却完全没有类似‘藏着点握着点，吃相别太难看，别太落人口实’之类的认知。
再加上朝堂内外，本来就对这个新兴群体抱有一定的戒备，刚好有把柄送上门，自然也就顺手落井下石了。
行贿是重罪？
在后世或许是。
但至少在刘胜所身处的这个时代，行贿受贿，基本就类似于后世的官员不作为——可以批评，可以鄙视，但也属于官场的常态，且远远还没有到因此而治罪于彼、免彼官职的程度。
尤其是在太宗孝文皇帝年间的一件事之后，汉家的行贿受贿，就更是从藏着掖着进行，逐渐转变为大庭广众之下也不用顾忌的事了。
众所周知，太宗孝文皇帝，是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第四子。
汉十二年，太祖高皇帝刘邦驾崩，太子刘盈继承大统，几乎是在同一年，年仅七岁的代王刘恒离京就藩。
从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一直到吕太后驾崩的吕后十五年（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都在自己的王都晋阳。
吕太后十五年，吕太后驾崩，诸侯大臣内外联合共诛诸吕，迎立时年二十二岁的代王刘恒入继大统，继承汉家的宗庙、社稷。
既然是入继大统，那刘恒自然也从晋阳带了几个肱骨心腹来长安。
其中，有后来被唱挽歌活活唱死的轵侯薄昭，太宗一朝的名臣宋昌，以及当时刘恒最拿得出手的武将：将军张武。
以至于时至今日，都还有不少的人在说：太宗皇帝自晋阳入长安，身边只带了六个人；
而这六个人当中，除去母舅薄昭，太宗皇帝最信任的，便是宋昌和张武二人。
从太宗皇帝即位之后，迅速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也不难看出：太宗皇帝对这二人的信任，已经到了足以将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这二人的程度。
只是后来，太宗皇帝同这两个肱骨心腹之间，也逐渐生出了些许隔阂。
——卫将军宋昌，因为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原因，逐渐失去了太宗孝文皇帝的信任，几乎是在太宗皇帝逐渐掌权的同一时间，以同样的速度淡退于朝堂之外。
而张武，则是因为一次受贿的经历，而被太宗皇帝彻底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众所周知：太宗皇帝自代地入继大统之初，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掌握天子所应当掌握的权柄，朝内朝外的权力，都被陈平、周勃等老臣牢牢把控。
这也正是诸侯大臣共诛诸吕之后，选择由代王刘恒入继大统，而非齐王刘襄即皇帝位的根本原因——相较于兵多将广，实力强大，就算抛弃整个长安朝堂，也能在第二天就组建起新一届朝堂班子的齐王刘襄，代王刘恒，实在是太过于好控制了。
被封去晋阳，要肩负戍边的职责不说，还要忍受代地地广人稀、税赋稀疏的糟糕财政状况；
从小就老实，又远离长安朝堂，乃至于中原太久，根本没有任何掌控朝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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