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内部实行变法改革到现在，国库早已充盈，朝廷自己的兵马也增加了不少，甚至不少官兵已经在辽南和西南的实战中，早已锤炼成了战斗素养与指挥能力不错的帝国骨干。
这里面，辽南是指的与建奴的作战。
而西南则是西南土司的叛乱。
话转回来。
正因为这样，对于大明的执政者们而言，也的确该将解决辽事提上日程。
而解决辽事不只是解决建奴。
如今的大明执政者们已经都有一个共识，即解决辽事除了解决建奴，还得解决已不服从朝廷管教的辽地将门。
所以，袁可立才说解决辽地将门，得先解决建奴。
天启等也没有异议。
于是，接下来，大明便开始有序地准备着收复沈阳与广宁两处要塞的会战。
天子直属的近卫军开始更多的抽调往辽南去，还有其他客军，如在四川的白杆兵，也都陆续增调去辽南。
打仗打的都是钱。
犹如一句话所言，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火力覆盖。
大明现在很富，所以，大明打这场会战也没用什么窍门，就只是大量增兵增炮。
在后方，兵部不停地从国库掏银子让工业司生产更多火器火炮。
工业司则拿着这些钱疯狂地扩大着生产规模，设培训学堂，设识字算数班，并以包吃住为诱饵，吸纳了大量流民来接受培训，做新的工人。
正好眼下关中大旱，许多关中流民因此都往京师流动，给了工业司充足的人力资源。
而且在实现计件制的情况下，大量技术工人除了睡觉吃饭和上厕所，几乎连轴转的不停地把一根根枪管炮管锻造出来。
于是，许多火器和火炮被生产了出来，基本上一个近卫军新兵一入伍，就能领到一把燧发铳，关键是在上战场时，还能换得新铳。
这还是在控制哑火率的情况下。
一个人口上亿的中央集权政体一旦有了充沛的财力，如果再加上内部刚刚进行了吏治整顿，且顶层统治者不烂不怂的话，所爆发出的战争能力，自然是惊人的。
至少人口和科技水平上的优势可以直接体现在战争上。
何况在这个时代，大明的人口无论是在识字率还是在技术人才所占比例以及青壮数量上都是别的政权不能比的。
在前方，这种优势就更加明显。
直接负责指挥这场会战的孙传庭也就不需要太过于去绞尽脑汁的思考怎么打。
这种优势让战争对指挥官指挥才能的要求有所下降。
所以，现在的孙传庭便选择了继续以打呆仗结硬寨的方式组织这场会战，让麾下各路官军步步推进到建奴境内，每行进一段距离，就筑造新堡，等后方兵力集结上来，再继续向前推进。
且所筑新堡皆是张贵推广开的棱堡，使以火器为主的大明官军，可以更好的防备建奴游兵的偷袭。
而向前推进的大明官军则是五万以上的规模，持燧发枪排队前进，遇到小股建奴不分兵冒进追击，遇到大股建奴则直接原地驻扎，筑城决战。
这样一来，兵力总数已不足六万的建奴既不能利用战术穿插的方式吃掉大明官军一部，又不能诱敌深入再吃掉大明官军一部，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压缩。
对于在前方具体指挥一支大明官军的大明官军将领而言，也在与建奴多次作战中，渐渐学会如何熟练地利用自己的火器优势压制建奴，乃至还会利用新的火器改进战术。
周遇吉就已经学会让步炮协同作战，而不是传统的火枪阵，直接给旗一级的基层作战单位都配几门炮和一队炮兵，同时，他自己的方镇，还直接配一个有骑兵保护的炮兵营，一遇到大批建奴出现，就先直接仗着自己火力充沛，而将炮弹不要命地往外送。
对于建奴而言，他们只能仗着自己女真人作为渔猎民族在射箭上的天赋与不畏死亡的一腔血勇来对抗一个组织性增强且工业能力更强的大明帝国。
关键现在的建奴没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俩有威望的人物，其统治集团内部也已经矛盾重重，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威望不足以压服其他有实权的旗主，竟因此使得虚龄两岁的皇太极四子叶布舒成了新的大汗。
这一切自然是因为多尔衮这些实权旗主不愿意让皇太极的儿子也可以对自己这些人颐指气使，而让叶布舒一个未断奶的婴儿成为新大汗，也不过是各个旗主妥协的结果。
另外，在建奴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也在激化，因为大明的强盛使得满洲军事贵族不能再通过掠夺大明的方式来维持内部统治稳定，大量旗人因为不能得到充足的粮食与盐等必需品而饿死或无法生产，这也就使得建奴内部许多旗人已经因为生计开始成了大明的细作。
尤其是因为不堪忍受辽地汉人军事贵族压迫而逃到建奴做包衣的汉人们，更是多被大明收买。
综上这些因素，孙传庭所指挥的大明官军在接下来不久的天启九年三月顺利收复辽阳。
天启九年五月，大明官军就包围了沈阳，并集中上百门大炮攻破了沈阳城。
而建奴的旗主们因为在这个时代本都还是属于颇有才智的人，所以也都没有选择在沈阳城与大明官军顽抗，而是果断迁都回了赫图阿拉，连广宁都主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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