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若是问我怎么看待神狄，我会说一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我看来了解狄仁杰，要先了解武则天。
神一与神二两部是以狄公重返庙堂始，以狄公再离庙堂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在这个闭环中，案件纷至沓来、情节的起承转合背后，隐藏的是武朝中后期朝廷最内核的政治议题——立嗣。
明面上看,李显已被立为太子，且有张柬之在明面上的拥戴——这显然是武则天默许下的运作——但相对于时刻会被李唐馀孽和忤逆圣母等罪名纠缠、束手束脚的太子，与天子同姓的武三思其实局面上占据主动且来势汹汹。但太子绝非逆来顺受之人，湖州案他甘冒无诏出京之大险也要去和最大的政治盟友狄公匯合的举动虽然有躁进之嫌，但是自投罗网不见得比远离漩涡中心的坐以待毙是更差的选择；无头将军案中得知武则天病重，能协同张柬之立刻召集军政要员密谋铲除政敌，足证太子绝非表面上的怯懦迟钝——其实他的软弱更多是在母亲空前绝后的威势与残酷之下的自保，也因此太子除非局势暧昧或地位彻底动摇到一定程度,绝不能也不必要主动发难。
更重要的是,太子乃是李唐神器朝廷正统之象徵，这意味着，一方面，反武势力的话语体系的选择必然会与尊奉太子的举措产生若即若离的关联和交集，另一方面，在这个思维惯性之下，无论谁反武，皇帝第一时间都要怀疑太子，故此任何风吹草动之下太子都有动摇之危。而武三思完全没有神器攸归带来的向心力与声望以及随之而来重担和束缚。太平公主则试图收渔翁之利，她佯设备身事外、以更隐晦的因势利导的方法参与夺嫡——其手段贡献了第一部至为精彩的滴血雄鹰案。此种局面下，太子以外的夺嫡势力必然会主动发难，而且会利用武则天的猜忌来陷太子于不利。
于是，太子的最优解是耐心等待母亲去世即位，深谙此道的狄公必然要首选息事宁人；但是武三思、太平公主以及其他的反武人物博取最高权力的窗口期却只在这人心不定的一瞬之间，故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构陷太子为首的李唐宗室。
如斯局面中，狄公的身份举足轻重，其行动同样耐人寻味。概括而言，前两部中的狄公有三重身份,其一是烛奸照恶、明察秋毫的“神探”，在每个案件中不遗馀力地发掘真相——但所见的事物不止真相。其二，他是忠于武皇但心向李唐神器的朝中元老，因为皇帝完全可以接受死后改朝换代，但绝不容忍生前有人图谋大位，所以狄公可以保持这一看似矛盾的立场，但代价是时时刻刻要在忠于当朝和稳固后嗣之间保全自身的独一无二的、能够平衡各方势力的位子，可以在皇帝的默许下制衡朝堂上武氏力量，可以违背皇帝旨意、阳奉阴违，但是绝对不能公然在夺嫡——这意味太子势力膨胀到直接威胁武则天本人的状况——中站队出力。其三，狄公是对天下安危、生民福祉念兹在兹的伟大政治家，于是发掘真相也好、稳定朝局也罢，甚至恢復李唐天下这个鹄的，在他心目中其实是实现终极价值（儒家理想）的必经之路——重案元兇祸国殃民草菅人命，所以巨憝要除、元兇要抓；武三思昏聩暴戾、助纣为虐，绝非明君之表，太平公主更是“重蹈复辙”,所以太子要保、神器要復；皇帝身系国家兴亡天下安危,更要谨慎处理。一切一切，无非关乎“江山社稷,天下苍生”。
明乎此，六个案件中狄公的行为就可以索解了。我们先来看“幽州案”。案发时朝堂中武三思-张柬之并立，象徵着武、李势力的均衡，但资历更老的狄公却远在彭泽县（注意，陶渊明当过这个官）。可以设想，在上一轮或许由武三思挑起的斗争中，最终太子安全、武氏受挫，但其代价很可能是狄公遭梅花内卫拷问而后贬谪在外。因两方暂时安稳，狄公也可以在任隐居。但局势在使团案发后发生了大的波澜。使团进京、土牢失囚如影随形，对其关联性皇帝心知肚明（所以在狄公首次提起土牢时，皇帝只是为狄公未卜先知感到吃惊，却没有发现关联时的恍然大悟）。那么在她看来，案件真兇是李唐馀孽等有意推翻其统治的人无疑，当务之急就变成了如何找到元兇、澄清其与太子的关系，并且根据元兇和朝堂势力的牵涉程度确定合适的株连范围，又不至于为党同伐异打开方便之门——于是太子、梁王也好酷吏内卫也罢，都不可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于是狄公必须回来。结果不出预料，狄公消灭了莅阳公主等内奸，查清了幽州内幕、捕获刘金，甚至促成与突厥的不对等和谈，并携大功告成为筹码，在皇帝容许下焚烧了引战名单（之所以说是默许，是因为剧中寺院君臣首会，狄认为最可恶者是利用名单兴风作浪的人，而非太子或梁王，武则天没有反驳，可以表明其态度），大喜过望的皇帝遂没有追究与名单有关的朝中大臣（可以想见这些人大多属于乃心太子、在皇帝驾崩后可以争取的人物）。最后朝中局面仍然稳定，事件也完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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