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9 墨水战场
武田中队的遭遇不过是当天第6师团所有一线部队遭遇的一个缩影！在黄浩然的指挥下，黄梅地区的中国军队向日军展开了全方位的“宣传战”。黄浩然甚至还动用了苏联援华航空队的轰炸机空投传单和宣传画，成功的在第6师团内部引起了思想混乱，措手不及的第6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被迫陷入了一场“特别的战争”之中。
对于黄浩然玩的这一手，华中派遣军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无法发作！这可和日本人乖张狂妄的性格有些不相符合！
你可千万别以为日本人这是良心发现了！东京不敢反击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在皇军的内部，也有着一支差不多肩负同样使命的“笔部队”，他们炮制了更多不堪的言论！
日本的“笔部队”及“战争文学”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早期的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作家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其中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保田与重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更可谓“功不可没”。
被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最早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人之一。他对“国策”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在于他创作的《文明论概略》第一次把中国从“文明”国家的档次降低为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半开化国家。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而中国则被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正是这位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学者，坚决主张日本“脱亚入欧”，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而被称为“鬼子兵的思想家”的中江兆民则有过之无不及。在其《三醉人经纶问答》中，中江兆民精心安排了“绅士君”、“豪杰君”与“南海先生”三人之间的一场“酒话”，采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方式暗示日本在“亚细亚那一大国”(指的就是中国)的利益。如果说中江兆民的侵华思想多少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日本亚洲主义的代表”冈仓天心就有些急不可耐了。他赤裸裸地鼓吹亚洲的一体化是“东洋的理想”、“日本的伟大特权”，他的这一套理论主张后来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根据。武者小路实笃曾经追求过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然而他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大肆宣扬“日本主义”，“死的美学”等，鼓吹“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大东亚共荣圈”等。至此，日本思想界、文学界的侵华思想已经走完了从萌芽到成熟的整个过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文坛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侵略宣传、战争叫嚣与后来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为发动战争、全面侵华制造了“法理”基础，进行名目张胆的文化挑衅。
可以说在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文学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战争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虽然战争的核心是武力战，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其中尤其以宣传战的影响最大。
因此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置了军报道部。在军报道部的组织下，日本各报纸和新闻社派遣了空前阵容的随军记者进入中国战场。当时，由各报社直接派遣的记者称“特派员”，受陆、海军委托派遣的则成为军队文职人员，隶属陆、海军省报道部，称“报道班员”，他们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也佩挂胸章，其中享受高等官待遇的还与作战部队军官一样佩戴军刀。在大举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
为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都以各种方式“笔征”，积极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四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迫不及待地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全面“协力”日本的侵华战争。7月13日，近卫文麿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配合战争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至此日本的战时文学政策已经初具雏形，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全面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战争宣传。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一些文人、记者，以及“士兵作家”、随军僧侣等，纷纷携笔走上战场进行“笔征”，组成鲜为人知的“笔部队”。他们以笔为枪煽动“圣战”、美化战争，为侵华日军歌功颂德。与那些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兵朝夕相处的，还有一批日本文学家、记者、诗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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