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本人们，不论“中学”、“西学”孰轻孰重，还是允不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说，一边倒地站在容闳一边。
至于美国人，自然明里暗里，支持容闳——在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多发展几个亲美派，甚至“带路党”，有什么不好？
在这两个问题上，“驻洋肄业局”内部，彼此针对，势同水火，衍生出来的其余问题，譬如什么小留学生变服饰、和美国女孩谈恋爱，与这两个问题相比，都算小case了。
朝廷终于不能不出手干涉了：将容闳调任驻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驻洋肄业局”。
做驻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闳并不领情，他说：
“若专就予一身而言，以区区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全权公使，是政府以国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今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是恶可者？……请政府收回成命，裨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
就是说，容闳视自己为“留美幼童”的唯一保护者，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是容莼甫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朝廷只好退了一步，在调任容闳至华盛顿出任驻美副公使的同时，“驻洋肄业局”方面，给予了他一个含糊的“相帮”的权力。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容闳利用这个名义，专门从华盛顿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驻洋肄业局”所在地，继续指手画脚，一如其旧。可是，因为他毕竟已经不是“驻洋肄业局”的“总办”、“帮办”了，“驻洋肄业局”现管理层极为不满，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不可收拾了。
此时，整个“留美幼童”计划，已到了无法正常推进的地步，而朝廷明白，即便和容闳破脸，彻底免去他在“驻洋肄业局”内的任何职务和名义权力，也没有用——容闳对“留美幼童”们的影响以及在整个留学计划中的作用，是无可移替的。事实上，和美国政府、学校、当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全部都是容闳的首尾。
如果容闳不愿意放手，你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他是美籍。
到了这个地步，除了自废武功，已经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
“留美幼童”虽半路夭折，但关卓凡认为，这个计划的初衷极好，纵有难度，经过适度调整，还是很值得在本时空再次实施的。
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换了我，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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