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山茱萸和开花的酸苹果树中,你不是一位精神病学家,”
玛丽深思地说:“你是一位朋友。我们需要朋友。”
“阿莉尔有朋友。她的朋友是不是你的朋友?”
“恐怕是的。”玛丽答道。
“但反过来不行。特迪·里夫斯知道我的名字,能在几个人中把我识别出来。但劳拉·霍奇金斯把我认作阿莉尔。大多数人也这样。我有时很孤独。”
“那么你为什么不出去走走,自己交几个朋友,就象维基那样。”
“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玛丽作解释,
“就说一件事吧,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在我们壁橱里找到什么便穿什么。别人穿着好看的,不一定对我合适。”
玛丽停了停,低下了头,然后疲倦地微微笑了笑。
“另一方面,我不如维基有魅力,又不如瓦尼莎迷人。我比不上她们。我就是这副样子。”
威尔伯医生后来才知道玛丽把自己看成一个矮胖的、富有母性的小老太婆类型的姑娘,不太时髦。
的确,玛丽是以一个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人,以一个筑巢者,以一个喜爱娃娃、厨房和教堂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的。
尽管没有孩子,尽管“在象铅笔盒那样的公寓厨房”里做饭很难,但威尔伯医生愈来愈清楚:
玛丽的问题不在娃娃和厨房,而与教堂有关。
医生有朝一日会发现:她的开场白“也许来找精神病学家是一种罪恶吧”,浓墨重彩地反映了以教堂为中心的冲突。
浓墨重彩的,还有她祖母在她心中的份量。“祖母死了,没有人能代替她。
阿莉尔没有悼念祖母,她隐去了。佩吉·卢在独自一人时不动声色地悼念祖母。
除了维基,我们全都哀悼,但我最悲痛,祖母死后,我干脆现身来悼念她。”
“你在葬礼时现身啦?”
“没有,”玛丽答道,
“我不在场,那时阿莉尔才九岁。当我们十岁,而且由佩吉·卢当家时,我就出来了。”
“你的名字是怎么取的?”
“这是我祖母的各字。我很象祖母,便取了她的名字。多塞特祖母的儿子是我的父亲,我也象他。”
玛丽轻声哭了起来。医生想起来了:
阿莉尔从不流泪。“你怎么啦,玛丽?”
“祖母,”玛丽答道。
“但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是现在的事,”玛丽悲哀地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过去的事。如果你心里有它,它就是现在的事。”后来威尔伯才知道,玛丽时刻追求着她唯一知道的真正的家---玛丽·多塞特的家。
“玛丽,”医生在时间快到时说,“我希望你不要讨厌我的询问:你离开这儿以后到哪里去呀?”
“回家,”玛丽道,
“回到我所归属的家。我一回家便打电话给爸爸。阿莉尔告诉你没有,他和他的妻子弗里达住在底特律?我想使他对许多事情都别再担心。你瞧,阿莉尔在他眼里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有毅力的是我。
“在生命的露营地中,
别象那不能说话的,受人驱赶的牛,
要做一个斗争中的英雄!”
医生想说什么,但玛丽解释说:这首诗是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所作的“生命的赞歌”,并继续朗诵下去:
“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
我们可使自己的生命崇高,
在我们的身后留下,
印在时间之沙砾上的足迹!”
医生又想说什么。玛丽径自朗诵下去:
“那就让我们起来干吧,
一心一意,不顾任何命运,
完成着,追求着,
学会劳动,懂得等待!”
玛丽的嗓音嘶哑了:“噢,可怜……可怜……”
“可怜什么?”医生问道。
“人生呀!”玛丽立刻回答,“这些留宿兵士的露营地不好。我们不可能都成为英雄。”
“露营地不是兵营,而是任何野营的营地。”医生指出这一点。
“我是告诉你这个意思,”玛丽有些不耐烦,
“一两个词无足轻重。我们大家所有人住宿的营地实在很糟。我们是吃了败仗的兵士。这才是真谛。完成着,追求着,学会劳动,懂得等待。我们要设法镇静,我们在年幼时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学得很多,我们试了一次一次又一次。阿莉尔试过。我试过。我们都试过,但无济于事。”
“玛丽,”医生温存地说道,
“也许有什么东西妨碍了你们,也许在我们弄清是什么东西以后,就能试成功了。”
“所以你瞧,”玛丽自顾自说下去,不听医生的话,
“你不能永远相信诗人,我无论谁都不信任。”
“你信任祖母么?”
玛丽点头。
“你信任你父亲?”
“是的,”语气很有力。
“他几乎是一个完人。”玛丽显然毫无保留地爱她父亲。
“你必须相信我,否则你就不会来这儿了。”
“唔,看将来吧。”玛丽说。
时间到了。威尔伯医生陪她的新病人走到门口。
“你知道沙拉·费尔斯写的‘利己主义者’吗?”玛丽问道,“阿莉尔和我在小时候都喜欢这首诗。它是这样的:
‘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圆圈内,他绕了一圈又一圈,
说他是个奇才,一点不假;
因为除了利己主义者外,
谁能又做圆周又做圆心。’”
谁是圆周?谁是圆心?医生掂量着。圆心是阿莉尔,还是某一个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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