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
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阿莉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
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
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
还有几次，阿莉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
有时阿莉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
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阿莉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阿莉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阿莉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
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
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
“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
“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阿莉尔有神经质。
这不新鲜。
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
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
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
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
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
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阿莉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
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
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阿莉尔企图解释。
“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说道。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
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阿莉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
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阿莉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
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
“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
“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
医生觉得阿莉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
“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阿莉尔。
“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阿莉尔入迷。
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
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
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阿莉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
阿莉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
阿莉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
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
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
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
所以，当阿莉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阿莉尔说，
“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
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
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
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
“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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