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虽承秦制，但因为“宽以济猛”的缘故，御下牧民的手段上却是宽宏许多。
当然，这种“宽宏”一则只是相较秦朝而言，二则西汉的“宽宏“只是一种姿态，东汉的“宽宏”却是一种无奈。
秦国对官吏的约束颇为严厉，甚至专门制定了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的《为吏之道》，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
《秦简》中还明文规定了“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
即秦律之中但有不允许臣民去做的事，一旦他们做了便属于违法犯罪，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惩罚，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国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
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也算是给后世历朝历代做了立法的榜样。
所以说“连坐”其实在之前便已有之，但在西汉时，虽然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单论制度完善上的确更胜前朝，但在处罚手段上其实已经轻微了许多。
针对贪腐最重者，也无非是“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
西汉一斤金等价于一万枚五铢钱，即官吏贪污银钱十万以上才会被除以死刑...
将这个量刑的“十万钱”和秦国的“一个铜钱”放在一起对比，就知道西汉有多么宽宏了。
至于东汉，就更“宽宏”了。
对贪腐的惩治无非是“轻则免官流放，重则处以极刑。”而这个极刑最多是犯者一人承受罢了，惩罚重者，如安帝初年的“清河国相叔孙光贪腐案”，也不过是“禁锢二世”，即叔孙光父子此后都不得出任任何官职。
就这惩罚力度竟然能列入东汉史书，似乎在当时人的眼里，“禁锢二世”已算是很重的惩罚了...
后来居延都尉范郇也犯了严重的贪腐，多重不知道，反正史书记载是“安帝极为愤怒”，更下诏让三公在朝廷讨论如何定罪量刑，大部分都认为应该让范郇受到和叔孙光相同的惩处，结果太尉刘恺反对，提出按《春秋》一书的意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是要鼓励人们行善，如今禁锢赃官的子孙，恐怕会使善人受到牵连，这不是先王审罪量刑的精神。
安帝听取汇报之后，肯定了刘恺的意见。判决只针对犯人，不波及无辜的亲属。
所以天朝古代王朝中治法中极为明显的一个特点，“连坐”制度，起码在东汉是非常少见的。
但即便是最为严苛的秦朝，也无非是将罪臣抄家、流放，将其家人打入贱籍，至于专门给贪官的子女办理一个户籍，还要“着书立传”的，却是自古未有。
千里为官，所谓何求？
大部分无非是名利罢了，当然，还是有少部分也会想着实现自身的理想抱负，但无论是为了名利还是为了抱负，这些人一定有个共同点，便是光耀门楣，同样的，他们也必然会引以为豪。
若是成了罪臣，做了贪官，不仅没有光耀门楣，反而牵连家族，殃及百世，让后人永远被人戳着脊梁骨说“此贱民乃是某某罪臣之后。”
试问谁能受得了？
试问谁又不怕？
而这样狠辣甚至当得起阴毒的计策，也的确只有郭嘉，或者贾诩这种剑走偏锋的毒士才想的出来，如诸葛亮、荀彧那种宰辅之才反而是不太可能。
这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思维模式决定的。
想到这里，王政不动声色地看了眼郭嘉，心中感慨万千，难怪史书上常常会出现“狡兔死，走狗烹”的情况了，臣下表现出太过出色的时候，的确会让上位者生出莫名的忌惮，甚至是恐惧...
而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对于这些孤家寡人而言，其实这位臣下到底有没有“不忠”的心思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所具有的才华，能力已然产生威胁！
起码王政此时便觉得郭嘉这两条计策太过狠鸷，若非有骑砍系统的缘故，他还真不敢保证自己会对这样的郭嘉生出什么念头。
当然换一个角度思考，以郭嘉的聪明才智，又怎会不知这等毒计本就是柄双刃剑？
若非入了系统，对王政已算是死心塌地，他又岂会，岂愿这般这般毫无保留？
郭嘉自然不知王政这番心思变化，只是神情自若的侃侃而谈：“本朝治政依宽久矣，贪腐虽恶，多不及死。若因其贪渎便动辄枭首族诛，固然大快人心，可难免令人非议苛政，更将我徐州与暴秦同比，相比枭首族诛，此等手段看似缓和不少，实则影响更甚，威慑更甚，主公明鉴。”
王政沉吟良久，望向祢衡问道：“正平以为如何？”
祢衡神色变幻了片刻，好一会才颔首道：“《尚书·泰誓》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罪臣，贪腐者的子女、族人打入另册，便如太史公将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等打入《佞幸列传》一般，此诚良策，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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