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86年的夏天，何海峰预言的经济硬着陆终于发生了。
当年的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地方的管辖权，允许地方拥有投资、外贸、劳动用工等权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主体，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缺乏预算约束，不管花多少钱，最终都是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
有投资权利而且没有预算上的约束，从经济理论上说，地方的投资将趋于无穷大。在1985年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各种项目，在地方官员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缺钱”这样的概念。银行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它们不敢违逆地方官的指令，因此不惜以透支的方式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导致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范围。
何海峰曾向林振华说起过，一部分学者提出了软着陆的设想，希望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各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地压缩基建规模，使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但事实上，这种设想仅仅是一种空想而已，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大家都希望别人压缩，这样自己就能够从压缩中受益。当所有的人都这样思考问题时，经济学中著名的囚徒悖论就出现了，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热度持续上升，直至崩溃。
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资源的约束。预算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趋向无穷，但这些预算最终必须变成建设所需要的钢材、水泥。当这些物资无法保障的时候，庞大的基建就不得不停止了。在这个时候，市场上物价飞涨，外汇严重短缺，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原材料而无法进行生产，从而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顿之中。
在其他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汉华重工几乎是一枝独秀般地表现出了勃勃生机。
汉华家居公司以运动型自行车为主打，继续保持着在国际市场上的热销态势。在国内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林振华采取以商养商的方法，用出口产品所获得的外汇，从国外购入原材料，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汉华化工设备公司的出口设备生产进展也非常顺利，在亚非拉各地，汉华重工同时铺开了六七个工地，一船船的设备漂洋过海，赚回大量的利润。由于这些工程的示范效应，一些后续的项目也陆续到来，形成了良性循环。
业务繁多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褚红阳和舒曼两口子成天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和各地客商签订合同，以至于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褚红阳的父母为这事，没少埋怨林振华。
机床公司所生产的百余种机床附件目前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声誉，被列入了几十家知名机床企业的推荐附件名录。胡妫给机床公司搞了一套质量管理体系，使得机床附件的产品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废旧金属回收公司早已正式挂牌，乔海从德国弄来一大批废旧机床、电器，在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经过翻新改造后，重新进入了市场。这些几百美元一台买来的旧设备，稍加修复就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美元，利润率高得惊人。乔海本人也赚了个盆满钵满，没事就在心里偷着乐。
业务不断发展的同时，汉华重工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
项哲、胡妫等人的加盟，开启了海归进入汉华重工的大门。许多在单位上郁郁不得志的留学归来人才，受到项哲等人的示范效应影响，纷纷从原单位辞职或者停薪留职，来到浔阳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成为汉华重工的一员。
这些人的学历是如此辉煌，你如果没个什么麻省或者耶鲁的双料硕士学位，都不好意思显摆。在汉华重工的厂区里，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都能够听到，连省里搞外事接待的时候，都要跑来向林振华借几个小语种的人才去帮忙。
国内高校的毕业生也大量地涌过来了，与前两年相比，如今的大学生思想更开放，对于编制之类的问题看得更淡了，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天地，当然，汉华重工许下的优厚待遇，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随着技术人才的增加，林振华把韦东齐的技术处和卫景文的电子研究所合并，建立了汉华研究院，统一管理汉华重工的所有技术工作。韦东齐担任了院长，卫景文和范世斌担任副院长，马杰、方延武、许伟等人分别担任不同研究室的主任，麾下各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团队。
40万吨大化肥设备、家用冰箱压缩机等几个主打产品的研发搞得轰轰烈烈，在若干个关键环节上都取得了突破。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也都做得有声有色，各种专利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浔阳这片土地上萌发出来。继机械系之后，华青大学的化工系、精仪系、电子工程系等都将汉华重工列为自己学生的实习基地，双方的合作项目最远签到了10年以后。
在管理方面，项哲、胡妫等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带来了国际化的管理手段，为汉华重工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整个公司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管理都变得井井有条，不再是过去那种凭感觉管理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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